“只能说无奈。他无奈，我们也无奈。”前不久，待业的应届毕业生荔枝和辅导员一起“山寨”了一份三方协议。毕业生签署三方协议，意味着找到了工作，学校再根据三方协议的签订情况来统计毕业生的就业率，该就业率与学科专业“是否继续存在”息息相关。按照教育部规定，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为了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三方协议的签订率层层传导：有辅导员为了“方便”学生，直接代其“网签”；有商家帮学生实现“假就业”，提供付费“盖章”服务……一条“山寨”三方协议的“假就业”链条，随着就业季“浮出水面”。

签三方协议前，辅导员打出感情牌

“@所有人，请已经完成协议书网签的同学尽快完成打印盖章后交给学院，未完成网签的同学请尽快发动关系联系签约单位。”一高校2023届毕业生小紫，在班级微信群中收到了来自辅导员的督促信息。

4月，对应届毕业生来说是决定未来的关键时刻。此前，小紫一直在备战考研，因上岸未果，她思考再三，决定二战再考。由于没能在临近毕业时顺利收到企业offer，按时按规签订三方协议对她来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老师却在后面一直催促。

“起初，老师给我打的是‘感情牌’。”电话里，辅导员告诉小紫，“签订三方协议能够为学校就业率做贡献，数据好的话，对下一届招生有帮助。”

“就业反馈表会录入学生就业信息进系统，所以同学们不能选择待就业。”看到辅导员在班群里群发的消息后，小紫便在“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表”上填写了个人信息，但在“目前的就业状态”一栏中处于待就业状态的她勾选了“灵活就业”。

在小紫签完就业反馈表的一个半月后，论文指导老师又突然在师门小群里@了她及其他三位同学。老师表示：“请之前签订灵活就业协议的同学在‘就业协议书’上重新填写就业信息。”此时的小紫已毕业回到了家。

小紫发现，群里新发的“就业协议书”与之前填写的“就业信息反馈表”完全不一样：需填写的个人信息分成了甲乙两方，原先可供选择的“就业状况”也消失了，在文档最后空白处新增了9条具体的协议内容，并需要用人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小紫意识到，学院兜兜转转还是要求毕业生签订三方协议。“我觉得是学院就业率太低才会要求毕业生改签就业协议。”随后，她收到了论文指导老师的私信：“签就业协议书可以避免麻烦，灵活就业还需要提供工资流水，每月得接受学校的回访和省、部两级核实，而填写就业协议书就不需要这些。”

小紫表示，学校自始至终没给她留有余地填写自己的实际情况，更没有老师和她解释过三方协议是否可以不签。

“我担心三方协议对之后考公或考研有影响，就不想签。”对于三方协议的签订，小紫十分谨慎，她抱着“签了也没好处”的态度一直拖着。而论文指导老师则“主动出击”，直接打电话给小紫。

“我也不敢直接挂，就假装没看到。”小紫躲闪了老师的第一通电话，没想到后面还有“追魂夺命call”，在当天的中午、晚上以及第二天、第三天，论文指导老师频繁催促着小紫，小紫通通选择沉默以待。

“最后，老师给我发来了一段挺不好听的话。”小紫说。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小紫提供的聊天截图中看到，该老师表示：“作为校友，你有义务配合学校工作，应该回报学校……”

从通知签订三方协议到最后毕业，短短的4个月，小紫从一名没就业、未能为学校“做贡献”的毕业生，变成了老师眼中“不懂得配合学校”的校友。

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大部分学校有具体指标

连日来，在某大学担任辅导员的J老师正整理着学院上百名毕业生的三方协议，每一份协议都需要经过分发、收回、审核、盖章，最后录入系统。据J老师透露：“大部分的学校对于辅导员是有考核的，而且都有具体指标。比如，8月底整个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要达到90%左右。”

“三方协议”的全称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是记录毕业生就业去向和毕业生档案派遣的关键一环。每一份协议都有不同的编号，对应着每一个毕业生。

目前，高校以“毕业去向落实率”作为毕业生就业统计的指标，其由协议和合同就业率、创业率、灵活就业率和升学率共同组成。三方协议的签订数量直接影响着学校每年向社会公布的“就业率”，进而还会影响到每年的专业招生和专业评估。

北青报记者获悉，就业率是当前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指标之一，经百分比量化后的就业能使专业评估变得直观且高效。2011年教育部要求：“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就业率压力不会凭空消失，只会逐级转移。每到毕业季，未就业也未能继续深造的学生就成了辅导员及论文指导老师轮番“关照”的对象。大学生花花在一周一次的班会后，和班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被班主任留了下来。“就业三方不达标的话，我们专业有可能被撤掉。”班主任老师说完后立马根据名单，一个一个地问在座的毕业生：“你现在是什么情况？三方协议签了吗？未来有什么打算？”面对老师的耳提面命，花花感到了一种压迫感。紧接着，班主任说：“这个东西可以找关系去签，不要跟你们的父母说得那么清楚。”

班会结束后，花花的班主任在学院大群里更新了班级目前的就业率及本周新增就业人数和达标人数。在老师的催促和无形的压力下，花花决定造假一份三方协议。

花花将群里的就业电子协议模板下载了下来，托妈妈发给了一个关系很好的开公司的亲戚。亲戚盖完公司章签好名后，把协议寄回到花花手里。花花迅速填完个人信息、签好名字，连岗位都没有填就直接交给了班主任。仅仅几天时间，花花就完成了从待业到就业的“转型”。

“纸面就业”催生“幽灵毕业生”

相比于花花班主任的“单刀直入”，2023届毕业生荔枝的辅导员则比较“善解人意”。

“亲，网签提交了吗？”“有单位没？没有我给你找。”今年3月，荔枝的辅导员直接问荔枝要不要在他找的公司“入职”，从而解决三方协议签订、盖章等问题。荔枝当即就答应了，“因为这样‘都不折腾’，老师也不会一天天给我打电话、发微信催促我了。”荔枝说。

从头到尾，荔枝只在网上发起了网签申请、填写了纸质版三方协议。“具体的事项都是辅导员帮着处理的。”荔枝一开始甚至都不知道与自己签订三方协议的公司名字叫什么，只记得在职业岗位类别一栏勾选的是“办事人员类”。

当然，荔枝并没有真的去辅导员推荐的公司任职。很多这样的公司，也永远等不来与他们签订三方协议的“幽灵毕业生”们。

在上交完三方协议后，花花和荔枝的造假还差最后一步才能形成闭环——学生回访调查。

据了解，通常每一个毕业生在签订三方协议一段时间后，都会接到学校就业处的电话，核实他们的就业情况。对此，三方协议造假的同学和老师都会“做戏做全套”。“辅导员会提醒大家，记清楚自己在网上签的是哪个工作单位。”荔枝说。

截至发稿时，花花已经接到了回访电话，荔枝虽然没接到学校就业处的核实电话，但在校方“就业系统”中显示，其已经签约一家公司。

（小紫、荔枝、花花、J老师均为化名）

调查

花了68元顺利“就业”

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在现实的就业形势下，高校保就业率“压力山大”。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共青团中央官微曾披露过部分高校将毕业证、答辩、评优等与就业协议挂钩，催生学生虚假“就业”行为。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为了满足一些学生的“切实需要”，假就业的产业链应运而生。一些网购平台只需花几十元到百余元，就可以帮忙实现“纸面就业”。“这在高校校园里早已不是秘密，非个别现象。”多位2023届毕业生表示。

“可以解决毕业生三方协议吗？”通过某电商平台名为“全国用人单位服务中心”的店铺，北青报记者以毕业生的身份联系上了该店铺“老板”的微信。

“某商贸有限公司68元、某科技有限公司88元……任选一个公司，网签和盖章都可以，支持电话回访调查、考编政审。平台下单。”商家迅速回应称，所提供的公司全部是经过备案的，“一切都经得起核查，非别处违法造假可比。”

北青报记者随后选择了68元档的一家公司，编了一个学生姓名“戴傲青”发给了商家，并将准备好的某学院的毕业生三方协议电子版一起发了过去。

付款成功后，商家也很快将被选中公司的地址、邮编、联系人电话及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等信息反馈了回来。对于职业类别，商家则称可填写：商业和服务业人员或其他人员。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显示，该企业法人代表是王某某，存续状态为：在营、开业、在册，社会信用代码等相关信息与商家发来的完全一致。3天后，北青报记者收到了一份盖有某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之后，北青报记者又以院校就业处老师的身份给该公司打了回访电话，“请问下，学生戴傲青目前在（你们）公司上班吗？”对方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担任助理一职，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是先从助理做起的。”

短短3天的时间，只花了68元，已在报社从业多年的记者就在素不相识的一家公司实现了“就业”。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教育部已关注到高校应届毕业生“被就业”“假就业”等问题，并要求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诱导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国家统计局也召开专项会议指出，高校就业率造假是对高校公信力的极大伤害，要遵循“零容忍”逻辑，对造假数据挤干水分、张榜公开，确保每个数据都硬邦邦，经得起推敲。

如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业率百分比背后仍上演着不同的戏码。